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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第2页）

这里又要回过头来说一说唐太宗。

唐初所修八部“正史”

，《晋书》和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

都是他下诏修撰的，与他有直接关系；《南史》《北史》同他也有间接关系，因为作者李延寿当时也在史馆任职。

唐太宗关于史学的认识和政策，表明他不愧被称为是“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

；他晚年撰写的《帝范》一文，也无愧是“一代明君的君主论”

。

关于史学，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千余年之下，今天的人们读到这句话，仍可感受到它的震撼力。

纵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总结出来一个基本规律，即历史与史学的辩证互动关系，这就是：一定的时代条件必然影响这一时代的史学面貌，而一定时代的史学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而且还影响到后世的社会，对唐代史学亦应作如是观。

从这一观点出发，则唐初八史的修撰，刘知幾《史通》之史学批评专书的面世，杜佑《通典》之制度文明史的产生，以及柳宗元的《封建论》《非国语》和他的《天对》对千年以前屈原《天问》的“破解”

等史学现象，都不难对其作出合理的说明和定位。

关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唐太宗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这不仅是对司马迁所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的历史回应，而且也是从史学方面对“贞观之治”

之现实的诠释。

在《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将要出版之际，上述这些，与其说是作者在这里重述过去的一些看法，毋宁说是在以现在的眼光反思过去的那些看法，因为这里毕竟包含了新近补充的一些文章的见解。

这些看法或许有不尽中肯之处，但在大体上是符合唐朝这个盛大时代的面貌的。

本书篇目编次，仍保持原书体例，即：凡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通论唐代史学之某一侧面者，辑为上编；凡关于史家、史书及相关个案之专论者，则略按研究对象的时间顺序编次，辑为下编。

增订部分，其中有两篇置于上编、七篇置于下编；一篇为细碎考辨文字，编于书末。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所收录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78年，而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

其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学术提升了，人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种发展、进步和提升而有所变化。

现在反观初版的《唐代史学论稿》，学步的稚态，蹒跚而行的足迹，是免不了的，作者虽感惭愧，但却无权改变《论稿》的面貌，因为它是作者历史的一部分。

对此，作者希望同仁和读者予以谅解。

至于书中其他缺点与不当之处，则衷心期待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瞿林东

201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