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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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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把《通典》在史学上的成就及其在元初以前的影响概括得很好。

至于它在“节目之间，未为明备”

，“去取之际，颇欠精审”

，马端临也能从“时有古今，述有详略”

的角度来看待。

这是一种历史的，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认识。

客观历史发展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发展了，这是历代史学家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必然趋势。

后起的史学家倘能正确地说明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并补充自己对于历史的新认识，就能有所创新。

马端临即是如此。

他在《文献通考·序》中明确指出：其所著《文献通考》共分24门，其中19门“俱效《通典》之成规。

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

。

另有5门，“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

《文献通考》是一部巨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从马端临所说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通典》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启迪了他对《文献通考》的撰述。

《通典》作为“十通”

之首，它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高氏小史》，在北宋时有比较广泛的流传，故司马光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

[37]正因为司马光接触《高氏小史》较早，所以“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

[38]。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和《稽古录》二书，都是通史，于此可见他的治史旨趣。

他称道《高氏小史》，殊非偶然。

南宋学者高似孙著《史略》一书，专立“通史”

一目，其中著录者有《高氏小史》和姚康《统史》[39]。

再如《通历》，北宋初年已有学者孙光宪续作，撰《续通历》5卷（一说10卷），后二书在流传中被人们合抄为一[40]。

清代学者徐松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史钞之存于今者，此书为最古。”

[41]亦可见其重视程度。

这些事实表明，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影响，确为中国史学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有些问题如关于史家“三长”

和“直书”

的评论，已明显地反映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的发展。

这种发展到中唐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向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的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成为中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趋势。

史学家这种自觉意识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

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