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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11页）

如《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

“韦太尉设教”

“王锷散财货”

“御史扰同州”

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

“叙风俗所侈”

等条，则活画出德宗朝以下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是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

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

《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

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天时期32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靡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乱后做了“太上皇”

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确为当时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其数量来说，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和不曾著录的，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可惜大多佚失。

这些笔记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后来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曾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发挥。

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

条，曾列举多种。

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

……《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63]这里说的“私史”

，恐怕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历史琐闻笔记。

当然，这些笔记中有的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

这里要顺便提到的是，晚唐的小说故事类笔记，也跟史学有密切的关系。

如陈寅恪先生以《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之“辛公平上仙”

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

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

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

[64]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许多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不少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65]，更不可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它在史学上的价值。

晚唐时期的史学在编年体史书的编撰上、民族史的撰述上和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对两宋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于此亦可窥见唐、宋史学间的历史联系。

[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七《国史部·采撰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9页。

[2]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二，文末尚有“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30页。

[3]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4]参见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刑法八·舞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15～4417页。

[5]王溥等：《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60、662页。

[6]王溥等：《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62页。

按：原文“开元”

当是“开成”

之误。

[7]王溥等：《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