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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5页）

修史体例：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

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

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

向后，实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纪述。

……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

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

如此则书之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

[21]

在这篇奏议中，李德裕不仅讲了有关实录体例问题，还讲了时政记、起居注等问题，一是强调严格制度，二是强调尊重“事实”

，从史学工作来看，这些说法并没有错。

反之，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确为史学工作中所不能容许的。

武宗敕旨说：“宜依奏。”

这无疑是对的。

准此，我认为，所谓“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

，或属于事实，但“不善之迹”

恐怕包含了“禁中之语”

的诬构，甚至也有“密疏”

的中伤。

所以上引李德裕的那篇奏议，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只是史学工作方面的议论，它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一个反映。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失势。

次年，宣宗下达敕书，要求：“路随等所修《宪宗实录》旧本，却仰施行。

其会昌新修者，仰并进纳；如有钞录得，敕到并纳史馆，不得辄留，委州府严加搜捕。”

[22]看来收回新本的措施是相当严厉的，这距离新本的施行只有四年时间。

从《顺宗实录》的改修和《宪宗实录》的改修及其反复，反映了晚唐时期政治对于史学的严重干扰。

史学，至少是官修实录，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宦官与官僚、官僚与官僚角逐的牺牲品。

一部《顺宗实录》，宪宗朝施行详本，文宗朝施行略本。

一部《宪宗实录》，文宗朝施行一种本子，武宗朝施行另一种本子，宣宗朝又重新施行文宗朝的本子。

这样反反复复，其中固有是非存在，但毕竟损害了史学的尊严。

这不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史学上看，都是可悲的。

早在盛唐时期，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已经揭露了武则天后期和中宗时期史馆工作的混乱和弊端，慨叹自己“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23]，“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

[24]。

但那时的情况还不像晚唐时期这样严重，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直接干扰史学工作，从而使史学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漩涡。

从这一点来看，晚唐的官修史书，尽管还有一些正直的史官的努力，但也无法改变其没落的趋势。

晚唐史学在坎坷的道路上发展，其成就不在官府而在私家，不在正史而在杂史和笔记，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三、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

晚唐的史学，在编年体史书的撰述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从内容上看，有通史，也有本朝史或本朝一个阶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