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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5页）

。

武则天无法给魏元忠定罪，乃将魏元忠贬官、张说流放。

《史馆杂录下》继续写道：

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

所以假托刘子元。

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

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

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16]

张说身居相位，见史馆所修《则天实录》记载那段往事，总觉得不甚光彩，故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希望予以修改，并借口这是刘知幾所修。

而正直的吴兢说明真相，绝不改写，屡屡抵制张说的“祈请”

，被同事称为董狐式的良史。

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刘知幾对张说说的“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吴兢对张说说的“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充分显示出了史家的良知和信念。

此事被后人写入《旧唐书·吴兢传》，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兢的《贞观政要》一书，始终受到后人的推崇，这同他坚守史家撰写信史的原则，自有密切关系。

（三）明确史书立传原则

《史馆杂录下》载路隋（亦作路随）论史书立传原则，写道：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

史臣路随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

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

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稺、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

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

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

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

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17]

这一段议论，把史书中人物立传的基本原则讲得十分明确。

其核心思想是：从历史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功名”

，即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从道德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品德高下、善恶与否。

这是一个大前提，但并不是最终的标准。

最终的标准，还要看其“功名”

是否“足以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