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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9页）

，旨在保证这种重要文献的可信性，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的信史目标，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总之，中书、门下的这一道奏章，集中反映了当时官修史书中对历史文献的公开性、可信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同上文关于行状的议论，颇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信史观点的强化和提升。

联想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以此说明对于历史文献的去取之由，与这一强化和提升，当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五个方面，表明唐代史家对于信史的追求，有一种始终不渝的执着精神。

尽管信史的目标难以企及，尽管在追求信史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这种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既洋溢着那些正直史家的良知和操守，又总是在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信史。

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尊敬。

[1]原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2]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4～1845页。

[4]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0～1092页。

[7]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

[8]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1～1472页。

[9]参见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5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0～592页。

[11]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12]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讨论”

，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3页。

[13]李肇：《唐国史补》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2～1103页。

[1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2页。

[1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史馆杂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2～1103页。

[16]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

[17]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8页。

[1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9]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7页。

[2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0页。

[2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