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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1（第3页）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11]

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指出了隋炀帝的政策的错误。

结论是：“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在《隋书》卷七十后论中，魏徵还进而指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从而说明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

这种从不同的侧面来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的议论，在《隋书》中比比皆是。

唐初统治集团这种“以史为镜”

的思想，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成为唐代史学一个显著特点。

唐太宗本人曾亲撰《金镜》一文，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借鉴[12]。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

，而中书令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

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

。

深得玄宗嘉奖，赐书褒美[13]。

唐代的史学家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最终还是跳不出封建史家的窠臼。

他们不能正确解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并用以说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

同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劳动人民诬为“盗贼”

和“乱民”

。

这正是由他们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二、“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这是唐代史学的又一个特点。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赐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

，并下诏曰：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

公事之闲，宜寻典籍。

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

[14]

唐太宗这样推崇荀悦《汉纪》，认为它是探究政治方术、阐发君臣关系的典范，固然表明了他对《汉纪》的评品是极高的，但更重要的则是表明了他所提倡的史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