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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1页）

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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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书”

与“曲笔”

，是中国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传统和学风。

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在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

刘知幾著《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

与“曲笔”

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的。

刘知幾认为，一个史家，若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定然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纪念，故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2]。

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事每凭虚，词多乌有”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

，采取种种方法“曲笔”

作史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史家，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3]。

他称颂“直书”

，鄙夷“曲笔”

，好恶褒贬，跃然纸上。

刘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4]，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可算是名位显赫的了。

然而，他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5]他终因“病长官多，意尚不一”

，“乃奏记求罢去”

[6]。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家的气节。

从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也窥见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

与“曲笔”

的斗争是何等尖锐！

因此，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

与“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