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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8页）

的现实状况。

为此，他重新规定了总的修撰原则，即：“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

这个总原则，不仅是对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士族的沉重打击，而且也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谱学传统的重大改变。

按照这个总原则修订的《氏族志》，必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谱牒著作了，因为它看重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它突出的是官爵高下而不是门第、郡望。

根据唐太宗的意见，高士廉等对《氏族志》初稿作了修改，以皇族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55]，全书“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

[56]。

《氏族志》的修撰和颁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确立了皇室和新贵的地位，有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由此进入士流；对于历来地位崇隆的山东士族，一方面限制和打击，另一方面也实行某些妥协，故使崔干居于皇族、后族之下列为三等，也还是二族之下、百族之上了；对于江南士族，虽自南朝以来已渐陵替，但经过“考其真伪”

，也予以承认。

总之，最高统治者通过修订《氏族志》，取得了抑制山东士族的胜利，提高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威望，也做出了不妨碍大局的妥协，故《氏族志》颁行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

，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相互关系的作用。

从谱学的发展、演变来看，像《氏族志》这样混士、庶于一书之中的谱牒，自然已不同于魏晋六朝旧有谱牒。

这是谱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动向。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科举踏入仕途[57]，有些庶族地主并由此登上显位。

因此，《氏族志》所规定的门第等级状况，也越来越不符合那些出身于庶族寒门的新贵们的意愿了。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出身于商人地主家庭的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

。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那些在皇后废立问题上反对她的关陇贵族（多数是开国功臣），争取更多的庶族地主的支持，便积极主持了对《氏族志》的修改工作。

首先提出修改《氏族志》的是许敬宗和李义府。

许敬宗认为《氏族志》“不载武后本望”

，应当删正；李义府则出于“耻先世不见叙”

，建议对《氏族志》进行修改。

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唐高宗、武则天的支持。

这次修改《氏族志》的总的政治原则是：“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

[58]。

这个原则，比起唐太宗所制定的“崇重今朝冠冕”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这一原则来说，不仅明确得多、具体得多，而且范围也扩大得多了。

这将使大批庶族地主涌入士流，也使许多由科举入仕的土族地主得以继续保持其门第。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政治原则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士、庶界限，进一步促使了士庶合流。

修改后的《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行，其具体情形如下：

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

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

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