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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第10页）

其二，有的论者也认为唐代存在着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这两个阶层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但是，在对于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则天修订《姓氏录》的评价上，却提出了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的见解。

如，认为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对于提高现政权的威信，削弱门阀观念，显系具有进步意义的”

；唐高宗、武则天修订《姓氏录》，“以五品人士流（包括军功者在内），不过扩大了士族的队伍，并没有打击或贬抑士族，有何进步可言？”

[63]如前所述，唐太宗修订《氏族志》，是要“崇重今朝冠冕”

，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的原则，对于“削弱门阀观念”

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同样的道理，武则天修订《姓氏录》，是“各以品位高下叙之”

，规定“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

的原则，对于“削弱门阀观念”

当然起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修订《氏族志》和修订《姓氏录》的总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它们所起的作用，当然是在同一个历史发展方向上的作用。

因此，不能认为《氏族志》“具有进步意义”

，而《姓氏录》反倒“有何进步可言”

了。

至于说“扩大了士族的队伍”

，那也是《氏族志》开其端，《姓氏录》继其后。

再说，这种“扩大了”

的“士族队伍”

中，已包括了大批仕进的庶族地主在内，因而与魏晋六朝旧有士族有别。

可见，这种“士族队伍”

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

一言以蔽之，武则天修订《姓氏录》同唐太宗修订《氏族志》一样，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一部分的本题上来。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上距《氏族志》成书的贞观十二年（638年）已经将近80年，士、庶力量的消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所谓“门胄兴替不常”

。

但柳冲等人修订《姓族系录》的宗旨仍然是“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

，继承了《氏族志》和《姓氏录》的遗风。

《姓族系录》是唐代最后一部重要的大型官修谱牒，是唐朝政权建立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斗争反映到谱学上的一个总结。

此后，皇家也还陆续组织了一些谱学家撰写谱牒，但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程度上，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这种现象，曲折地反映出唐代建立以来的近百年中，士、庶斗争日益缓和（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被新的矛盾所代替），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唐代谱学（主要是官修谱牒）作为士、庶斗争的一个工具，已逐渐失去它的重要作用而不断走向衰落。

有的学者认为：六朝以前，谱学在官，唐宋而下，谱在私家，唐代实谱学转变的关键时期之一[64]。

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

《姓族系录》便是这个“谱学转变的关键时期”

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代宗时，谱学家柳芳论谱学源流以及谱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