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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第3页）

（司马）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

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

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

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

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

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

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余年。

[9]

《隋书》作者的这些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

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王命论》的“汉德承尧”

的思想，认为“汉绍尧运”

，批评司马迁是“私作本纪”

，把刘氏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

可见，唐人是窥见班固的这一主旨的。

《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始祖，它的产生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其中要点在于：它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需要和产物。

但是，从著述者的主观认识来看，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条件，即“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

。

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朝代都按照《史记》那样去撰写通史，都一无例外地从黄帝写到当今。

因此，随着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的巩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等等，势必要求出现“包举一代”

的纪传体断代史，于是《汉书》继《史记》之后应运而生。

它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若因为司马迁以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就似乎是小视了刘汉皇朝，所以必须“断自高祖”

以体现“汉绍尧运”

。

这就未免太荒谬了！

班固的这个主旨，正是迎合了封建皇帝“君权神授”

“唯我独尊”

的政治需要。

反之，若是按照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

的写法，岂非每一个新的皇朝的历史都得“编于百王之末”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