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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1（第10页）

令狐德棻的这两句诗，多少反映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情怀和他对于历史著述的热忱。

他在史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71岁的令狐德棻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这对于他无疑是很高的荣誉。

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已经80岁了，他请求致仕并得到了批准。

4年后，即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这位勤奋的、有作为的史学家在自己的家里停止了呼吸，终年84岁。

令狐德棻的政治见解是矛盾的、复杂的，其保守方面和进步方面都表现得很鲜明。

他在向唐高祖李渊提出修撰前代历史的建议中，津津乐道于宇文周的历史，透露了他一方面寄希望于李唐皇朝的未来，另一方面也还沉湎于北周政权的过去。

这跟他的身世自然有直接的关系。

令狐德棻主张最高统治者采用“王道”

这一统治方术，他认为：

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自三王已（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以）下，王、霸俱失。

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35]。

在他看来，历史上有过四种政治局面，一是王道，二是霸道，三是王道、霸道“杂而行之”

，四是“王、霸俱失”

，什么方术都没有。

他希望唐高宗能够推行“王道”

。

他还对唐高宗说过这样的话：“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

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

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

真正的“王道”

在历史上是不曾实行过的，恐怕“古道”

也不像他讲的那么美好；但是，他希望统治者“清其心，简其事”

“薄赋敛，少征役”

的政治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贞观后期政治的批评。

令狐德棻在回答唐高宗提出的“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

的问题时，说道：“《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

这些话，恐怕就是针对高宗永徽年间关于皇后废立纠纷而说的。

这些事实说明，令狐德棻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作为一个史学家，令狐德棻对唐初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评价令狐德棻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仅仅依据他主编的《周书》，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探究其在唐初的史学发展中的各方面的活动，研讨他跟那些同时代的史家们的关系，发现他比他们有哪些高明之处。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令狐德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才有理由把他视为唐代史学的开山。

[1]原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后经修改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2]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54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