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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初史家群体及其正史撰述1（第8页）

都是历史认识和史书编撰上的重大创获。

正如刘知幾《史通·序例》篇引孔安国的话：“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他进而引申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35]正是《晋书》的这一创制，使后人得以通览完整的两晋史事。

其他如类传的分合、志目的设置与记事的断限等，也是重要的体制。

如此看来，在“五代史”

撰述中发挥着“总知类会”

作用的令狐德棻，也是重修《晋书》的第一功臣。

从前引李延寿《北史·序传》文字，可知令狐德棻对《南史》《北史》这两部私人撰述亦十分重视。

或指出“乖失”

，或予以“详正”

，进而使其“遍咨宰相”

，得以上奏唐高宗。

要之，唐初八史，均与令狐德棻关系密切。

后人评价说：“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又称他“贞度应时，待问平直。

征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五霸，以资帝业。”

[36]令狐德棻堪称唐初史家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现在来说“总监”

的责任。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敕修前朝诸史，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总监诸代史”

。

根据当时的制度，只有宰相才可任“监修国史”

之职，魏徵当时是秘书监，诏命他协助房玄龄作为“总监”

参与是役，表明唐太宗深知魏徵对历史有独到见解。

尽管房玄龄、魏徵的政治出身迥异，他们在“草创与守成孰难”

的认识上完全相反[37]，但他们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却是一致的和巨大的。

史载：房玄龄“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

。

史家称赞他说：“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闻人有善，若已有之。

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

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

论者称为良相焉。”

[38]可见，房玄龄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任修撰“五代史”

的“总监”

，是用他的政治声望和人格魅力来履行他的责任。

魏徵则不然，他是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事的高度关注来尽其职责的。

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为《隋书》纪传撰写的史论，以及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的总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