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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5页）

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几年之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记：贞观四年（630年），“断死刑29人，几致刑措。

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所以唐太宗曾经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

’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来服……徵之力也。”

[25]联系唐初这一段历史，对于魏徵在《隋书》史论中提倡“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的封建吏治和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

当然，唐太宗等人并非完全依靠“教化”

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他们一手抓“教化”

，一手制定《贞观律》，这是唐初统治集团巩固统治的两种手法。

《贞观律》虽对旧有刑律作了“削繁去蠹，变重为轻”

[26]的调整与修改，但它毕竟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之一；教化，只是他们实行统治的一种补充手段罢了。

魏徵在表彰循吏的同时，在《隋书》史论中还对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给予有力的鞭笞。

譬如：他嘲笑李穆，说他先事周，后事隋，“见机而动”

，既无“贞烈”

，亦无“忠信”

，而其子孙“特为隆盛”

，这是：“得之非道、可不戒欤！”

[27]他抨击刘昉、郑译“虑难求全，偷安怀禄”

，事周“靡忠贞之节”

，奉隋“愧竭命之诚”

，而又祈望“不陷刑辟，保贵全生，难矣”

[28]。

他鄙薄宇文述、郭衍之辈“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

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

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

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

[29]。

他蔑视卫玄，说他“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

[30]！

在魏徵看来，这些人，既不是君主的忠良之臣，又不配充当教化百姓的“父母官”

，而是一些贪生怕死、只懂得牟取私利的小人和败类！

这同那些“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的循吏们比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魏徵在《酷吏传》后论中，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

他在宇文化及等传的后论中又说：“枭獍凶魁，相寻葅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

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

可不殷鉴哉！”

[31]显然，魏徵之所以对这些人要奋笔怒斥，大加挞伐，有着两个目的：一是提醒唐朝统治集团，绝不可依靠这班人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二是告诫唐朝各级官吏，要以这些人为鉴戒，从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