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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隋书史论1（第9页）

的，但却未能摆脱“天命”

论的影响。

例如，《隋书》史论认为：“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

[56]。

显然，这是着眼于从“人事”

来看问题的。

但又认为：“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

[57]这样一来，又把“天”

的地位抬高了。

这说明《隋书》史论的撰著者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天命”

思想的束缚。

再次，在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魏徵提出了不把封建皇朝的兴起归于一人一谋的见解，主张不是从一个人的活动，而是从许多人的活动来说明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是很可贵的见解。

可是，魏徵毕竟没有跳出英雄史观的窠臼。

在《隋书》史论中，他从未正面论及人民群众的作用。

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

[58]，“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59]。

把皇朝的衰败、天下的动乱，完全归结到某个君主的罪恶上。

他还宣扬什么“君犹天也，天可仇乎！”

[60]把封建君主偶像化、神圣化了。

这与《隋书》史论的许多精辟论断比较起来，却又大相径庭。

魏徵的这种矛盾的历史观，是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决定的。

他目睹隋末人民的种种苦难，因而对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但他又亲眼看到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皇朝的统治，所以对农民起义总是抱着仇视的态度。

他处在唐初百废待举的时期，认识到“守成”

的艰难和广开贤路、选拔人才的重要；但他的这种眼光也只是局限在统治阶级圈子里，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

他热切而虔诚地祈望唐皇朝富强兴盛，长治久安；但是秦、隋二朝短祚而亡的教训，又使他担心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不能“克终其美”

[61]，重蹈历史的覆辙。

这些条件和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魏徵的历史观的矛盾性。

魏徵毕竟是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我们在评论《隋书》史论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他的历史观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但我们又是不可过分苛求于魏徵的。

[1]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2]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3]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8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