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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9页）

联系起来，俨然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他写道：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

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23]

魏徵的这段话，既是对知人、用人问题的说明，又像是对居安思危

思想的诠释，而联系所谓“永锡祚胤”

的话，又像是针对他所概括的那个历史规律性现象的论证，这要看读者如何去理解。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认识、政策和人才，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史学上，凡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史学家，都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在这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先驱者。

首先，他充分肯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在大事变中的作用。

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他“脱挽络一说”

，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

[24]。

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25]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

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

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26]司马迁不仅对在亡秦、建汉、安邦这些重大事件中有关的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对于历史上类似的历史人物，也都能做出恰当的评价。

其次，他明确提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27]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

，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

，于是“以荣名终，称贤相”

，“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28]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

不以谋哉？”

[29]六国合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后，他强调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

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

，是“国之将兴”

的征兆；反之，“贤人隐，乱臣贵”

则是“国之将亡”

的迹象。

于是他引用前人的话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30]司马迁在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又寓意深长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