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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通札记1（第8页）

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

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

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渡）江。

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16]

“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

这一问，问得好！

这实是评价陈涉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幾的认识，上不如马迁，下不及洪迈，确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洪迈也好，钱大昕也好，都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史家，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也跟刘知幾的认识发生歧异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较好地窥见太史公的要旨呢？症结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刘知幾撰《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体例）著称于世，并影响后代，有一些见解，至今还没有失去参考价值。

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

南于刘知幾把体例的整齐划一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因此便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客观历史，并竭力使它适合于自己所阐发的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

正因为如此，这位大史家在史识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突出。

他用求名责实和整齐体例这两件武器去反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陈涉立世家，就是他的史识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

反之，司马迁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人，虽然体例、篇目都出于手订，但他却不受体例、篇目的限制，而主要立足于对活生生的客观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

因此，司马迁能够使自己的历史巨著《史记》的体例、篇目适合客观历史的需要。

简言之，用体例去适合历史，而不是要历史来适合体例，这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不同于刘知幾的地方。

[1]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3]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0页。

[4]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兰州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26页。

[5]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6]刘知幾：《史通》卷二《书志》按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5页。

[7]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9]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4页。

[10]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1页。

[13]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61页。

[1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铅印本，第29页。

[15]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太史公、李延寿”

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96页。

[16]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陈涉不可轻”

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