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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贞观政要1（第2页）

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

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

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

这里，我们不妨作一极简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

史载：唐文宗作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

，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

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

，“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

——宋人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唐纪·宣宗纪》，欧阳修撰《新唐书·文宗纪》后论，都注意到最高统治者重视《贞观政要》一事。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

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

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

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

翰林学士韩昉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

作为“金士巨擘”

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

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

。

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

《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

’”

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

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

。

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

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

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

，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1333年）。

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

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

。

后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