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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贞观政要1（第5页）

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

其二，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

。

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

，刘洎说“抚四夷急”

，岑文本说“礼义为急”

，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急”

。

于是唐太宗**自己的心事说：“此言是也。

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

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

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

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

其实这些重臣所言养百姓、抚四夷、重礼义并非不是国家急事，但唐太宗还是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因而为大臣们所理解。

其三，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说“草创为难”

，魏徵说“守成则难”

。

唐太宗综合他们的说法，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

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

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

唐太宗不愧是英明君主，他既肯定了双方的看法，又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守成而与群臣共勉。

这种讨论与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实践都是有益的。

……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屡屡见于贞观年间，以至于在《贞观政要》中俯拾即是，却是并不多见的。

可以认为：《贞观政要》每一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每一卷都蕴含着历史智慧。

这就是“贞观之治”

之所以令人景仰，《贞观政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主要原因。

三、“贞观之治”

和《贞观政要》的辩证关系及其启示

因为有“贞观之治”

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

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

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

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并把它献给唐玄宗，其本意在《贞观政要》序和他的《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很真切。

他在序中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