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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1（第9页）

譬如《选举典》的第四至第六篇，是为“杂议论”

上、中、下3篇，所录皆历代有关“选举”

的论议。

上篇记齐景公时晏婴、西汉哀帝时王嘉、东汉光武时韦彪与张衡、西晋李重乂、齐王俭、梁沈约、北魏高祐、北周乐逊、隋李锷等人的论议奏疏；中篇和下篇记本朝人的言论，始于太宗初年而讫于德宗初年，其间包括高宗、武后、玄宗各朝许多人的言论。

以《选举典·杂议论》3篇与《选举典·历代制》3篇相配合，恰是同一种制度的两种历史记述方法，可收互相补充、发明之功。

第二种形式，如《食货典》一至二，叙历代田制，分为上、下篇。

其上篇（《食货典·田制上》）在叙宋、魏以前田制时，则以战国孟轲，西汉贾谊、晁错、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东汉荀悦、崔寔，西晋石苞，刘宋羊希，北魏牟安世等人的有关言论、奏疏，分别记于其间。

这种论议形式，把有关议论同制度沿革结合在一起，使言与事相得益彰，清楚地阐明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和变革的原因。

第三种形式，这是在对有关正文所作的注文中，采辑群士论议。

如《职官典》之叙“宰相”

的缘起、职责、因革变化，在讲到秦初有左、右丞相时，注引荀悦的话，说明“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

的历史原因；在讲到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钱六万”

时，注引文帝，周勃、陈平君臣问对，而以陈平的话说出了丞相的职责不在于掌握“天下一岁决狱几何”

“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

这样一些具体数字，而在于“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

；在讲到汉哀帝“复罢大司空”

时，注引朱博的奏议，说明这一措施的必要性；在讲到唐代“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

时，注引太宗对侍臣的谈话，指出“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勅如有不便，皆须执论。

比来唯觉阿旨顺情，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

若唯置勅行文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以后，诏敕疑有不稳，必须执之”

[30]，强调了宰相责任的重大，批评了“阿旨顺情”

的作风；等等。

这些在注文中所引述的论议，对阐明和诠释正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典》自注，内容很广泛，并不只限于论议。

陈光崇的《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认为《通典》“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是它在史书编纂方面的成就之一”

；同时认为，《通典》的注文，“大致可分5类：1.释音义，2.举典故，3.补史事，4.明互见，5.考史料。

这些子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了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

[31]。

这些看法，都是很好的，可供阅读或研究《通典》者参考。

以上所举三种论议形式，从内容上看，都是《通典》作者采辑历代“群士论议”

，所论大多是历史上典章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此外，《通典》中还有不少论议，是作者本人撰述的，综其名目，有序、论、说、议、评、按等。

这些史论，散见于《通典》各门各卷之中，成为提挈全书的纲领。

从内容上看，则多着眼于从政治上总结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的历史阐发作者的见解和主张，反映了作者撰述《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以及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

对此，笔者拟另撰专文，这里不多讲。

从编纂上看，它们还表现了作者对史论的灵活运用，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