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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5页）

。

离开“变通”

和“适时”

，经世致用也就成了空话。

在杜佑的历史哲学中，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这就是他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是否可以认为，杜佑是以“《食货》为之首”

作为构筑其著作大厦的基础的；但是，他并不是只强调“食货”

的作用，无视或轻视其他领域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对于后者的作用是给予极大的关注的。

他在《兵典》序中指出：对于甲兵，“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

。

他对于刑罚的作用也是这么看的：“善用则治，不善用则乱。”

[62]他甚至对于音乐和人的情绪的关系，也持有这种朴素人的辩证观点，认为：“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

[63]像这样带有朴素辩证观点的认识，在《通典》里还可以举出不少。

这是《通典》的作者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

首先，从历史编纂来看。

《通典》以100卷、占全书12的篇幅写“礼”

，其中“沿革篇”

65卷、“开元礼”

35卷，不仅失于重复，而尤其失于烦琐。

这是它在历史编纂上最突出的缺陷。

其次，从历史思想来看。

在杜佑的历史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观点、朴素的辩证观点和历史进化的观点，是其积极的一面。

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英雄史观”

，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对人民群众的作用的漠视，并把人民群众的起义斥为“群盗蜂起”

[64]。

他还说：“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

在杜佑看来，人民群众完全成了等待“贤者”

“圣者”

恩赐的、消极的历史因素。

反之，那种“成王业兴霸图”

、“富国强兵”

的伟大事业，都是个别杰出人物造就的，而这样的人物又是很难得出现的，以至自汉代以降，“不可多见”

[65]。

这种把历史的活动归结为个别杰出人物活动的英雄史观，不仅同杜佑自己说的“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

相矛盾，而且同唐初史家如魏徵等人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相比也是一个退步[66]。

最后，从社会思想来看。

《通典》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对封建社会确有不少深刻的揭露，本文已择其重要者作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