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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11页）

同时，他也注意到从历史人物的比较中做出不同的评价。

反对轻薄浮华、主张务实“从宜”

，是《通典》史论所一再强调的。

在《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的史论中，杜佑在论到玄宗天宝末年户口锐减的问题时指出：“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

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

崇秩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

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

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丁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这是无情地揭示了轻薄浮华之辈误国的事实。

在同一篇史论中，杜佑高度评价了隋朝高颎的务实精神，说他“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

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也。”

杜佑出身于门阀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叙述沿革礼和开元礼，从这两点来看，杜佑有重礼的一方面。

但杜佑的重礼，并非陶醉于礼，更不是迷恋于礼的繁文缛节。

《礼三十四·沿革三十四·宾礼一·总叙》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以两。

秦皇帝**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随时。

滞儒常情，非今是古。

《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

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

在这里，杜佑从历史上说明了宾礼是怎样产生的，进而说明了宾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们的事情。

自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宾礼也就变得不像原先那样重要了。

他不赞成人们热衷于“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

，认为这同“从宜之旨”

是大相径庭的。

可见杜佑对礼的解释，一是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成分，二是显示出明确的批判精神。

上文所提到的他对祭尸礼的看法，在性质上也是如此。

这跟他自己郑重表明的“不为章句之学”

是表里一致的。

由此可以证明，杜佑对于礼，也有严肃批判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对《通典》的认识是不够的。

[1]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2]参见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以上见吴泽：《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0～200页。

[3]越国灭吴，事在前473年；韩、赵、魏为诸侯，事在前403年；韩、赵、魏完全分晋，事在前376年。

杜佑所说八十六年，推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