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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1页）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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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命运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

每当历史处在转折点时，新的实践便会对原有的理论提出挑战。

此时，原有的理论往往会出现某种危机。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命运似乎也是如此。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处在转折点上。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现象，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

并未敲响。

面对这种现象，不仅资产阶级理论家指责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对唯物史观的“修正”

，以及信奉者“倒戈”

的现象。

唯物史观在“世纪转换”

中面临着“危机”

。

普列汉诺夫当时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正在经历着危机，我为此难过极了。”

[1]

历史不会重演，但的确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历史又处在转折点上，产生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

的现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猛烈地冲击、改变着传统社会，并为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在相当的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相当程度的缓和，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

仍未敲响，相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不战而胜”

……现实的波澜必然掀起理论的狂飙。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评家们犹如雨后的蘑菇，纷纷破土而出，而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极深的瓦解和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

在更大的规模上被重复着。

“山重水复疑无路”

，唯物史观似乎再次面临着“危机”

。

问题在于，理论危机并非总是坏事。

从根本上说，理论总是在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时，显露出自身的破缺性，从而出现某种危机，而危机的出现又往往意味着理论将获得发展。

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

，就没有现代物理学；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哲学危机，就不会产生现代哲学；没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就不会诞生列宁主义……矛盾—危机—重建—发展，这是理论运行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

[2]，它没有也不可能包含一切社会问题的现成答案。

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两次“世纪转换”

的确提出了一些超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创始人视野的新问题，从而导致唯物史观出现某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