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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圣伯夫和文艺批评（第1页）

第一节圣伯夫和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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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夫（CharlesAugustie-Beuve，1804-1869年）是19世纪法国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家。

到一个世纪以后，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视作者为作品父亲的传统文学批评观念，其鼻祖就是圣伯夫。

文艺批评本身作为一种艺术体裁，也是始于圣伯夫洋洋洒洒的渊博文字。

在对天才、趣味、文学本体以及作家的说明等许多方面，圣伯夫同样写下了颇为丰富的美学思想。

圣伯夫祖上曾经是贵族，但是到他降生时家道早已没落，幼年时他的家境相当拮据。

他中学毕业后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医，一心要当医生。

在浪漫派影响下开始从事文艺批评，同时也创作，当过报纸编辑和图书馆馆员，1844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却还是经常借债度日。

1848年他出走比利时，任列日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次年回国后依然以撰稿为生，1857年被任命为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法国文学史教授，一以贯之潜心于文学批评。

经济上真正得到改善，还是1865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之后的事情。

圣伯夫写过诗也写过小说，都不算成功，成功的是他表现出极大才华和广博知识的文学批评，这方面的著作数量亦惊人，主要有《十六世纪法国诗歌和法国戏剧概貌》（1828年）、《当代人物肖像》（1846年）、《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1840-1859年）、《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学团体》（1861年）、《星期一丛谈》（1851-1862年）和《新星期一丛谈》（1863-1870年）等。

圣伯夫以在文学批评中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感自豪。

这正是孔德实证主义的传统。

诚如孔德强调实证，强调把握确切的事实，只问是什么，而不必追根究底去问为什么，圣伯夫提出文学批评的使命，也就是发掘和研究有关作家和文学史的确切的、实证的事实，像采集植物标本那样，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搜寻实例，以揭示那隐而不现的创造之源。

为此他声称要写出文学的"自然史"来，这个自然史在圣伯夫看来便是作家生平的历史，包括作家的遗传、体质、环境、早年教育和重要经历。

《新星期一丛谈》中他曾有一段有名的话，阐述了作家的传记生平应予关注的内容：

不去考察人，就很难评价作品，这就像要考察树，必要考察果实一样。

关于作家，必须去涉及似乎是他的作品研究全不相干的一系列问题。

如他如何看待家教，自然对他发生过什么影响？他在女性面前表现如何？他是贫是富？生活方式如何？他的主要缺点或弱点又是什么？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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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或者是过于琐碎了些，但圣伯夫希望这些琐细的材料能够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形象，所以他自称为心灵上面的自然主义者，立志解剖作者心灵背后的道德文章。

如根据比利时讲学写成的《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学团体》，就多次揭露了夏多布里昂的做作。

而收入《当代人物肖像》的书评《论〈绝对之探求〉》，在充分肯定巴尔扎克这部新作的同时，又暗嘲巴尔扎克是投妇女之好，影射巴尔扎克好色，为此引得巴尔扎克对他作为17世纪法国社会、思想和文学综合史的代表作《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也狠劲讥嘲了一通。

但圣伯夫以作家传记来替代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贬责一流作家，拔高二三流作家的弊病，则是人所公认的。

另外，他把文学现象当作作家性格、气质和心理等因素的反映，又明显不同于史达尔夫人从社会条件去考察文学的做法，虽然两人都讲究"实证"。

收入《新星期一丛谈》的《丹纳的〈英国文学史〉》一文，耐人寻味的是他一面盛赞丹纳这部因为提出种族、环境、时代这文学决定三要素而名传一时的文学史，一面又提出了真正的文学取决于天才和趣味的美学观念。

这不但与丹纳的三要素决定论相抵牾，而且不符合他一贯文评的实证主义作风。

《丹纳的〈英国文学史〉》写于1869年，这可见圣伯夫一个圈子兜下来，最后是回到了他早年信奉的浪漫主义美学立场。

文中他指出，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只能产生于一个灵魂，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

又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灵魂和精神状态可能是相等的，但是就审美趣味来看，则绝无相等可言，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一种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在圣伯夫看来便是天才。

天才和实证两相比较，实证不但黯然失色，而且无话可说。

他举例说，圣皮埃尔（Ber-Pierre）的著名小说《保罗和弗吉尼娅》固然带着18世纪的时代印迹，可是，假若文学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保罗和弗吉尼娅》这部作品，那么我们便满会振振有词地论证，以18世纪的腐朽颓败，绝无可能产生这样一部清纯美丽的作品。

完全是因为圣皮埃尔这一个人，才有了这样一部作品，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在他看来这里就变得可有可无的了。

为此圣伯夫强调天才最是不可理喻的。

唯其不可理喻，惟其超越了芸芸众生而遗世独立，方才成其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