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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艺批评的标准 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第2页）

关于人物性格的描写，恩格斯肯定了《济金根》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但也婉言剧中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倾向，他从正面提醒拉萨尔："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

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8]

实际上，这也从侧面批评了拉萨尔抬高席勒、轻视莎士比亚的不良美学倾向。

当时德国有一种从抽象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或历史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艺术创作的不良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片面抬高席勒创作的观念化、哲学化倾向，而贬低莎士比亚剧作贴近生活的审美特点。

有人甚至因为莎士比亚没有像席勒那样将哲学体系放进艺术之中，而认为不能称他为"真正的诗人"。

拉萨尔也把追求席勒式当成美学上的信念。

他说："我长久以来十分醉心的一种美学上的信念，也从另一方面督促我。

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

"[9]这恰恰是对创作中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美学倾向的美化和吹捧，也表现出他自觉地追求这种不良美学倾向。

再次，所谓历史的观点，主要是指用唯物史观来观察、把握、分析文艺作品对历史事件、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分析艺术家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态度和思想倾向等。

如上一节谈到的恩格斯对歌德及其作品的两重性的分析，又如前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济金根》错误地歌颂骑士暴动而无视农民和城市平民力量的唯心史观的批评，均属用历史的观点分析、评价文艺作品的典型范例。

最后，这一批评标准强调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有机结合。

在恩格斯看来，这一标准乃是建立在对文艺的审美社会意识形态本质的全面把握之上。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是对历史-社会存在（世界）的一种审美的掌握方式。

一句话，它是通过艺术的、审美的方式来反映、加工、表现历史-社会存在的。

在真正的文艺作品中，历史的与审美的应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因而对文艺作品的评论也就不应单纯用美学观点或单纯用历史观点，而应坚持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

在此，离开美学观点的所谓纯粹社会历史批评，或者离开历史观点的所谓纯美学形式批评，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对文艺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把握，都算不上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至多是其中的某些标准而已。

两个观点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求批评家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放置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之进行审美的考察和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范例。

在对《济金根》的批评中，恩格斯提出的"悲剧性冲突"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深刻命题，以及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主张和恩格斯提出的未来德国戏剧应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0]的理想，都集中体现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有机结合。

恩格斯提出这一批评标准，既是他对艺术本质的全面、辩证把握的必然推论，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艺术规律的高度尊重，不仅在文艺批评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当前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建设，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