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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卢卡奇 物化总体性与现实主义美学（第7页）

卢卡奇进一步概括了这种颓废主义艺术的特征：“‘生命不再存在于整体之中，每个字都是自主的，它跃出了句子；而句子又侵犯别的句子，于是模糊了整页字的意义；整页字又牺牲了全篇而获得了生命。

全篇就再也不成其为整体了。

但是看一看下面关于每一种颓废风格的比喻：每一个原子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意志则土崩瓦解了……到处是瘫痪、困倦、僵化或者敌意、混乱……整体根本不复存在了；它是一个经过计算拼凑起来的人工制造品。

’”

[30]卢卡奇引述的尼采的话语，但认为这是对布洛赫或贝恩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流派的绝妙写照。

表现主义对现实的反映是抽象的、支离破碎的，表现主义艺术的破碎性、间断性是其向现实妥协、顺从的思想表现，而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应该挖掘纷繁复杂的显示表象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作家，他们以总体性来烛照现实、描写现实，作品具有内容的深广性、形式的完整性、典型的丰满性、批判的深刻性等特点，这正是卢卡奇所推崇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理想形态，亦即“未来艺术”

的必然基石。

卢卡奇与布洛赫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与其说是表现主义论争，倒不如说是围绕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革命性、进步性问题而发生的论争，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现实主义”

，是现实主义问题引出了表现主义问题，而后者又加深了现实主义的思考。

然而，对于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表现主义的批判，布莱希特并不认同。

布莱希特20世纪30年代表现主义论争期间写下大量文章，其中也包括对于卢卡奇的批评，但基于避免反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分裂、维护反法西斯主义统一阵线的团结的考虑，他当时并没有发表这些文章，而是直到60年代才公开发表。

从这些文章来看，布莱希特批评卢卡奇将现实主义永恒化了，认为随着现实的不断发展，文学艺术也必须不断发展，而相对于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破碎性正是对现实的反映、不满和批判的形式体现，而潜藏于卢卡奇文章里的却是“投降、逃避和乌托邦主义”

。

概括起来，布莱希特对于卢卡奇的批评集中到两大美学问题：一是布洛赫所提出的如何对待德国表现主义这一当代遗产，二是如何理解现实主义。

从发表1938年第6期《发言》上的长文《问题在于现实主义》来看，卢卡奇对于上述论题都给予正面回应和深入阐发。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与真正的人道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现实的审美批判，现实主义既强调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丰满典型的人物来把握现实总体性，同时卢卡奇也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革命性与人民性。

创造出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历史使命，这既包括典型环境的塑造，也包括典型人物的塑造，要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澄清掩盖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本质与历史倾向，因而，典型就是要创造“完整的个性”

，即“作为一个私人的人和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之间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

[33]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于人的完整性的关注，而这样的关注绝不是流于审美的直观，而是深入到社会制度中去，但是深刻性并非以牺牲文学作品的可阅读性作为代价的，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的晦涩性就是反面的典型：“通向乔伊斯和其他‘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们的只有一道非常窄小的柴门。

人们要弄懂里面究竟玩的是什么把戏，非有‘两下子’不可。

进入伟大现实主义的大门容易得多，而人们获得的东西却很丰富。

可是从‘先锋派’的文学那里，广大人民群众则一无所获。”

[34]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人民性不仅体现为可接受性，而且在具体审美实践中通过“净化”

得以具体化。

与布莱希特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

的批判不同，卢卡奇认为，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净化说作为伟大艺术的普遍原则都是有效的，在文学艺术作品审美接受实践中，“净化”

作用使心灵受到震撼、道德得到纯洁，并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发生影响。

综上所述，卢卡奇围绕“伟大的现实主义”

对现实主义的充分肯定和对现实主义的多方面阐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异化理论和总体性范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接受，并成为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这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批评中尤其明显，直到晚近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詹姆逊坚持认为社会历史总体性不仅存在，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程度。

其次，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标志的批判理论也可以从卢卡奇这里找到精神源头，虽然阿多诺批判了卢卡奇坚守19世纪现实主义的保守性，而代之以现代主义，其实不同的只是批判的途径，而批判的思路却没有根本的差别，而且批判理论的审美乌托邦维度在卢卡奇从实践革命向审美批判的转变中就已经确立了。

最后，卢卡奇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对于异化现实的忧虑和批判以及对于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初步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本主义道路，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主题。

[1]杜章智：《卢卡奇自传》，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