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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理论（第2页）

[24]对个体来说，它是客观的，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的意识。

“可能意识—客观可能性”

，是指某一集团的意识即世界观，在其集团成员处于对它尚未认识和可能认识的中间阶段的状况，作为世界观，它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意识，具有被个人主体感知、认识和接受的客观可能性，正是这种客观可能性使个人主体有可能接受集团的世界观而上升为超个人主体。

“同构”

是指作品文本与作者（个人主体）、社会集团（超个人主体）在结构关系上的一致和契合。

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

戈德曼就是紧扣上述范畴，把它们应用于文学艺术活动的阐释，从它们的辩证运动和推演中建构起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原理。

六范畴中首要的是“有意义的结构”

，他由此出发，阐释文学作品，并逐步把范畴纳入到阐释中来。

戈德曼明确指出：“作品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

[25]“有意义的结构”

这一概念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其整个理论的基本支撑点。

他认为“有意义的结构”

是判断文学作品内在意义的最有效工具。

他指出，文学创作是作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制造一个由其思想、情感和行为组成的有意义的连续结构”

[26]，这种结构一方面涉及某一文学作品的各部分内容要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整个社会集团及世界观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里，戈德曼借鉴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把“结构”

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概念，同时又对结构主义的“结构”

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他的“结构”

概念更多涉及的是内容方面的要素，而且他打算通过结构这一概念把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历史沟通起来。

“有意义的结构”

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开放性。

在戈德曼看来，“有意义的结构”

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因而具有历史性、运动性和开放性。

它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和僵化的内在结构，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精神和政治结构密切相连的动态结构。

“有意义的结构”

的形成过程乃是一个寻求平衡的过程。

戈德曼认为，结构的形成起源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人类的一切行为是对一种具体境遇作出一种有意义的反应，并由此趋向于在行动主体和行动对象，即周围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尝试”

。

[27]换言之，即个体及其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寻求一种统一一致的方式去处理他们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种种关系的努力，即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在自身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

这样一种建立平衡的努力在文学上的表现，便是“有意义的结构”

的形成，或者说文学作品的被创造。

在论述“有意义的结构”

的形成过程时，戈德曼深受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影响。

他运用皮亚杰“顺应”

和“同化”

这两个基本概念来说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他指出，在对现存的精神结构的同化与对外在世界结构的顺应之间存在着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往往造成了旧的平衡和旧的结构的解体，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