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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罗兰巴特 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第2页）

。

这样，文体和语言就从纵横两个维度支配了作家的写作行为，“语言的水平线和文体的垂直线为作家描画出一种自然属性，因为，作家既不能选择这一个，也不能选择那一个。

语言作为消极物使可能的初始条件发挥作用，文体却是一种凝结作家气质和他的语言的必然。

在前者那里，作家找到了与历史的亲近关系；而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与本人过去的亲近关系”

。

[65]很显然，写作并不是作家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源于文体和语言的双重影响，是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特定的表达方式。

巴特所要抨击的，是现有文化将既定的写作风格和秩序说成自然的、合理的、必不可免的观念，似乎它是唯一可能的写作方式，他将此看作是资产阶级一个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根据该计划，资产阶级的文化秩序就被悄然披上了普遍合理性的外衣，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自然的。

海明威、加缪等人似乎是一种无风格的、透明的写作，但这种零度的风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风格。

所以，他认为，“风格的零度”

，即那种完全没有倾向的“无风格的”

、空白的、透明的写作方式或“纯洁的写作”

实际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由此来看，写作风格是不存在的，巴特论及写作的书面话语与口语的区别时更是指出：“写作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不是一条提供说活的康庄大道。”

[66]按他的意思来讲，那么写作就还是一种判决，一种同权力相关的活动。

在这一问题上，可以说它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先行者。

严格来讲，巴特是在《写作的零度》中否定了写作的“零度”

，但这种否定是立足于比作者个人行为更大的范围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某一作者在写作时可能确实是以零度介入作为前提，但他的写作会在整个写作系统中被整合，实际上是非零度的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它已具备了结构高于个别元素，并决定其意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实际上已提出了他后来一直坚持的符号学基本思想，即符号、首先是语言符号具有指意方面的双重功能，或两重结构，也就是说，语符所指事物，往往由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起作用的、不能互换也无法比较的两个功能构成。

换言之，语符的结构似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所指，一种能体现两类不同的能指并处于它们交叉点上的所指。

文学符号学就是由此推导出来的。

正如詹姆逊所说，所谓“文学符号”

理论，“是在他的最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写作的零度》中提出来的，文学作为一种程式化的活动，一种他后来称之为‘主体意识规范化’的东西，正是那些既有一个意思，同时又带有一个标签的、模棱两可的双功能事物的典型”

。

[67]

在《神话学》一书中，巴特继续进行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他在索绪尔能指、所指的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意指作用的概念，认为神话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号，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了一个能指，这样，神话就将第一个意指系统的秩序改变了。

这里存在着两个相互交错的符号学系统。

一个是语言学的体系，巴特称之为语言—客体，这是神话为建立系统必须掌握的语言；第二个是神话本身，即元语言。

当在回应元语言时，人们不需要询问有关语言—客体构成的问题，也不需要考虑语言学策略的细节，而只需知道它的整体名词或普遍的符号。

巴特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一观点。

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礼，他双眼上扬，凝神注视着一面法国国旗。

这些就是这张照片的意义。

但是同时它又意指着另外某种意义：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有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所展示的热情有更好的答案。

这样，我们就再度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学体系：有一个能指，它自身已经凭着前一个系统形成（一个黑人士兵正进行法国式敬礼）；还有所指（在此是法国和军队的有意混合）；最后，是意指作用，通过能指而呈现所指。

这样，符号就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

巴特上述这些早期的符号学理论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并在以后一以贯之，基本思路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