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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接受美学的诞生背景和传播概况（第2页）

尧斯在1967年轰动一时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按接受美学的方法去考察文学发展，“那么，文学史研究的美学方面与历史方面的对立便可不断地得到调节。

这样，曾被……割断的过去的文学现象到现在的经验之间联系的线索，便又被重新连接起来了”

。

[2]这一设想得到了完满的实现，即把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证明这是克服美学危机的必由之路。

十年之后，尧斯回忆当初的成功的奥秘时，吐露了这一“天机”

：“由于世界范围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成功和最近结构人类学的胜利，在旧的人文学科中，一个摆脱历史的理解模式的转折首先变得明显起来。

在这个时候，同样明显的是，一个新的文学理论获得成功的最好契机，将不是靠超越历史，而是就在利用对艺术所特有的历史洞察中到来。

不是那种业已完善的类型学、封闭的符号体系和形式主义的描述模式等万应灵药，而是历史的探索，才凭借问与答的解释学本身来公正地处置作者、作品和公众的生产和接受的动力学过程。

这种历史的探索要想更新文学研究，引导它走出在实证主义那儿搁了浅的文学史研究的死胡同。”

[3]

康斯坦茨学派诞生以后，以其生气勃勃的进取姿态活跃于国际文坛上。

尧斯和伊瑟尔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国家广为传播。

短短几年内，接受美学迅速东进西渐，走向世界，在与各国美学思潮、流派的撞击、交融中，得到了多向度的发展，从而汇合成一股更为强盛的富有活力的潮流。

下面分别简述这股潮流的三个主要分支。

首先是民主德国的接受理论。

民主德国的学者虽然对联邦德国学术界的接受美学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并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又使他们对这一理论抱有戒心，所以东、西德学者之间曾发生过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就其内容本身来说，意义不很大。

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论争，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渗透到了民主德国美学界。

民主德国学者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吸收、改造接受理论，或者说，把接受美学马克思主义化，纳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之中。

这种努力集中反映在瑙曼等人编撰的《社会—文学—阅读》一书中。

瑙曼等认为，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儿已奠定了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把接受只作为文学活动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把握，不像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那样把接受强调到决定一切的高度。

瑙曼等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产生消费、消费又影响生产的辩证思想为指导和出发点，在创作与阅读，作家、作品与读者的相互影响中，对文学的交流和发展作总体研究。

他们认为，一方面，作家生产作品，作品以书籍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在接受中成为读者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其中生产、作家、作品是文学交流的出发点，读者、接受是交流的终点；但另一方面，消费也影响生产，文学交流因而呈现一种逆向流程，接受也刺激文学生产，读者也创造作家，影响作家的创作。

这样，读者、接受又成为文学交流活动的一个新起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因此，把文学接受问题纳入文学科的研究范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在生产与消费两者关系中，生产一般是决定因素，因此，研究文学接受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主要方面，更不是唯一的方面。

这样，就确立了接受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的地位。

民主德国学者的接受美学还比较集中于文学社会功能问题的探讨。

所谓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指文学对个人、集体、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整体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文学作品的功能是通过接受实现的。

瑙曼等认为，按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自身具有“功能潜势”

，即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势”

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才能得到实现，所以读者是功能潜势的实现者。

形式和内容一起构成文学作品的功能潜势的载体。

“写什么”

和“怎么写”

共同决定着作品的功能潜势。

至于功能潜势的实现，则有待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读者来完成。

由于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动的，读者的接受也是千差万别的，作品发生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因而是随时空和接受者的不同而相异的。

一句话，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随着具体的接受条件的变化而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