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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接受美学的诞生背景和传播概况（第6页）

看作是一种文学接受的“习惯系统”

。

他认为，文学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二层次的符号体系，第一层次是语言符号体系，如果读者只有语言知识而无文学知识，那就会“在接触文学作品时产生一定的距离”

，进不到第二层次，“为了识别一致性的各个层次，使之在‘文学上追求’的总标题或主题下相互关联，读者必须有相当多的有关读诗习惯方面的经验”

。

这种文学阅读习惯能引导读者用新的方式看待语言，使同样的作品得到一系列新的文学的解释。

他强调指出这种习惯不是个人的“主观联想”

，而是“用说得通的习惯来证明是正确的。

这样的习惯是构成文学惯例的因素”

。

可见，这种文学惯例是约定俗成的，为大家公认和应用的，在一定范围内是共通的，可交流、可理解的；它不是某个个人独有的习惯，而是一种群体性的“习惯系统”

。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只有在与一种被读者接受的习惯体系发生关系以后，才会有意义”

。

不过，卡勒并非那种墨守成规、死死抱住读者习惯系统不放或屈从于这个习惯系统的理论家。

相反，他竭力主张文学创新，以不断抵制、打破读者的旧习惯系统，建立新的习惯系统。

他的结论是：“文学效果取决于这些习俗惯例，而文学的演进则是通过旧的阅读习惯被取代、新的阅读习惯的发展得以实现的。”

显然，卡勒这些观点是比较辩证的。

此外，诺曼·霍兰德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很有影响。

霍兰德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批评家”

。

[6]他同时也是一位读者反应批评家。

霍兰德的主要兴趣在于把个人反应当作精神分析的对象。

从《精神分析学与莎士比亚》至《批判的我》，霍兰德一直在朝着越来越注重读者反应的批评方向发展。

霍兰德自己也承认：“我的真正的兴趣从未离开过读者反应问题。”

[7]也正是因为如此，霍兰德的批评方法才被称作为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在具体做法上，霍兰德把读者反应批评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置入精神分析批评的框架中，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来分析阅读过程和文学反应的原动力，以解决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种本我幻想与自我防御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把读者的潜在愿望和恐惧转变成了社会可以接受的内容，因而可以给读者带来快乐。

霍兰德把文本看作是一种掩体，一种具有掩饰作用的信码系统，但同时又将文本看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场所。

近年来，霍兰德的批评理论又有所发展。

他认为批评已成为一种对话。

这种对话从理论上说没有结尾，没有终结。

所谓的结论总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它依赖上下文，依赖同行的评价，依赖未知的未来的发展。

批评家应该加入到那种永不停息的讨论之中，从他人的阅读中学到东西并为他人的阅读作出贡献。

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学派的其他成员还有简·汤普金斯、迈克·里法泰尔、戴维·布莱奇等人。

他们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在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