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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第7页）

人没有可能发现自己的档案，因为它是产生在话语方式的内部，而话语的对象不过是它的外显形式。

这听起来同样颇有结构主义意味，但福柯的档案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历史的断裂性和差异性，在含蓄地否定历史领域的任何一种一元单传的目的论解释，这与结构主义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档案”

何以可得挖掘？福柯仍求诸其考古学理论。

早在《疯狂史》中他就声明：精神病学的语言是理性关于疯狂的独白，它的基础是疯癫本身的沉默，故而他不想来写精神病学的语言史却想写一写那个沉默之音的考古学。

八年后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又称，他坚决反对搜索本源，以使理性成为人类的目的。

考古学目光所向因此不在“作者”

和“书”

的一统话语，而是进行组构，排斥转化的话语原则，是考察构成一种文化的档案的一系列学科中的断续性。

这意味着不必寻求话语之中或背后的一种或隐或显的意向、意愿或意义，文本即无涉作者，其建构法则和阐释模式亦不足一提。

这样，诚如福柯的考古学是有意识避开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其分析对象亦以构成一个学科有关话语的一系列文本，替代了作者、语言代码、读者，乃至个别文本的分析。

虽然考古学的宗旨同样是在突现西方文化基础中的裂隙、缺陷和不稳定性，因而具有同解构主义类似的批判意识，但是面对超越理性所遇见的重重困难，福柯显然是较德里达选择了一条更具有人文色彩的路径。

有人说：“福柯求助了一种历史主义，坚持理性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的形式。

德里达则将这样一种历史化策略的结果，描述为‘理性考古学’，认为它较之沉默的考古学更是来得雄心勃勃。”

这话不无道理。

四权力理论

与其话语理论密切相关的是福柯的权力理论。

这一权力理论十分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被学术界认为可与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比肩。

福柯本人因此曾被称为“权力思想家”

。

什么是“权力”

呢？福柯一反以往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禁止、防止别人去做某些事情的权力观，认为权力是某种更加复杂得多的事情，不应当一开始就把权力与镇压联系在一起。

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话语”

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

，这种权力尽管来源于尼采的“强权意志”

，却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它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框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条件。

福柯的这种“权力”

说，贯穿于他的整套理论。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档案的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无所不在、无以摆脱的社会罪恶。

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

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便在今日它所呈现的极大扩张了的形式中，知识的追求也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真理，赋予人类以正确、宁静把握自然的能力。

相反，它无止境地倍增风险，在每一个领域中制造险象……它的发展不是旨在建立和肯定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制造一种与日俱增的奴性，屈从它的狂暴本能。”

[11]福柯的这一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

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谈及性、犯罪、精神病、医疗等各种形式的知识都曾受到一定时代具体话语实践中某些权利（规则）的控制和压制。

例如“疯狂话语”

，就是被那些确定其是否正常、是否合乎理性的规则和礼仪所排除压制的，在那种具体话语实践中，个人必须遵守这些代表权力的规则和礼仪。

在他看来，历史乃是许多不连贯的话语实践的排列，每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的程序，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写作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