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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第9页）

文章很显然是对德里达“文字”

理论的批判。

文章对传统的作者概念作了层层辨析，进而提出作者不是一般专有名称，而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是从话语的内部引向外部的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作者”

这一名词因而只是与作品形影相随，划定作品的界限，显示它们的存在方式及其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一个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

在这种意义上，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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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福柯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阐释。

第一，作者的功能是法律和惯例体系的产物，此一体系限制、决定并且明确表达了话语的范围。

话语因而是被占有的客体，其合法的编纂多年前先已完成。

这一方面福柯特别指出，当话语成为一种罗织罪名的对象之后，其所有权形式才趋完备。

当作者成为惩罚的对象，当话语有触犯刑律之虑时，作者、作品或话语才被冠以作者的名称。

话语最初是处于神圣与世俗、合法与非法、虔诚与亵渎之间，是充满危险的一种姿态，18世纪末叶所有制和严格的版权制度确立之后，写作行为固有的违法特征变成了强有力的文字规则。

第二，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

故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时期是在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寻找作者。

福柯以文学和科学两类文本为例，指出古代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民间故事、史诗、悲剧等，迄至文艺复兴之得到承认和广为传布，根本无须考究它们的作者是谁。

反之在中世纪，科学的文本，诸如天文、医学、地理等，则唯有指出作者的名字，方才显得真实，诸如“希波克拉底如是说……”

、“普里尼告诉我们……”

，等等。

而17、18世纪以来，科学的知识既然得到实证，其文本有无作者变得无关紧要，科学话语可以单凭内容而为人接受。

反过来文学话语却必须说明它们的作者、写作时间以及其他背景。

即便有匿名的文本传下，读者也会想尽办法来考证出它的作者。

如是作者在话语中的功能，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正好是颠倒了过来。

要之，作者的功能影响话语的方式随时代和不同文化形态而改变。

第三，作者的功能并不意味单纯在话语中探究作为个人的作者来源，实际上它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建构出我们称之为“作者”

的一种特定的理性存在。

如批评家寻找作者的深层动机、独创性等的努力。

另一方面，福柯指出，读者建构一位哲学家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与建构一位诗人并不相同，同样，18世纪人们建构一位小说家所采取的方法，与当今所采取的方法也不相同，虽然在支配作者构成的法则里，也还是有着一些超越历史的持久的东西。

这意味着作者的功能并非单纯是为话语寻找作者，读者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定的、繁复的努力来界说它。

第四，作者的功能因而并不是把话语视为被动的静止的材料，以从中建构一个真实个体的形象。

因为文本总是含有许多指向作者的符号，它们是个人的名词、动词，以及时间、地点副词的各种变化形式，对于有作者功能的文本和无作者功能的文本分别发生不同的意义。

如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可以既不指实际上的写作者，又不指虚构的叙述者，相反它代表一个第二自我，这个自我与作者的相似关系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即使在同一本书里也是如此。

作者的功能因而是产生在、存在于作者和叙事者之间的裂缝当中，是在两者的距离之间运作。

这不但适用于小说和诗，同样适用于科学话语。

福柯承认创作主体不应该被完全抛弃，但是强调它应被重新考虑，即不是复现它作为创造主体的荣光，而是考究它的功能，它对话语的介入，以及它的从属系统。

故而问题不在于作者如何将意义赋予文本，以及作者如何从内部调动话语的规则来完成构思，相反应当是：在话语中作者主体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占据什么地位？表现出什么功能？在每一种不同类型的话语中，它又遵循一些什么规则？简言之，作者的创造功能将由远为复杂的话语功能所替代，由此作为分析和阐释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