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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第6页）

他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个人、环境与社会融为一体，个人不仅是研究社会的资料，社会也不仅仅充当个别人物的活动背景；而是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深受社会的一般特性的影响，而社会的一般特性又完全渗透于个人，并通过个人而获得表现。

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这种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是由当时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共同体”

决定的，它“不仅是以一种关系——劳动、友谊或家庭关系——相联结的共同体，而且是以许多相互作用的关系相联结的共同体”

。

[106]正是这种“共同体”

的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特征。

20世纪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生活共同体亦逐渐解体，威廉斯说，“在20世纪想找这样一个共同体显然是困难的”

；与19世纪的社会共同体相比，“我们这一世纪特有的经验是坚持和维护个人的特性”

，突出个人，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反抗，从而带来了20世纪小说的新特点，“通常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结尾，总要有一系列定居、新的婚约和正式的关系”

体现“共同体”

特点，“而一般20世纪的小说结尾则是一个人，把自己从被统治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从而表现了他自己之后，独立出走”

。

[107]也正是由于社会关系中个人地位的突出，导致19世纪忠实客观地描写人物和环境的现实主义的衰落，而代之以描写个人心理体验和情感的“心理现实主义”

的兴起。

威廉斯把伍尔夫、卡夫卡、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归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是不同于19世纪的“心理现实主义”

，并作了肯定的评价。

他说，20世纪的现代小说，孤立地一部一部看，似乎只记录了个人的活动（特别是心理活动），但若从整体上审视它们，则可发现，“被记载下来的个人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通史”

。

不过，威廉斯在揭示20世纪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取代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必然性和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

因为现代小说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需要改造的，而社会的改造必将带来现实主义形态的新变，他呼唤这种新变。

他的社会改造目标，如他所说，“我们时代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是要为各方面的关系而斗争，一种整体的既可看作个人又可看作是社会的关系”

，即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建立个人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新的社会关系。

这是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

在文学上，他也努力为此目标而进行改革，即主张在19世纪现实主义整体性传统基础上，吸收20世纪心理现实主义的成果，创造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现实主义，“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

这种一体化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不过并非是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

如果它终于实现了，那将是一种创造的发现，或许只能在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果和内容方面创造出这种记录”

。

[108]这可以看作他对未来新现实主义的设想和呼唤，也是他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历史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经验。

他希望这种新的现实主义能对未来理想社会作出创造性、建设性的贡献。

总起来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观点为立论基础，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本主义；他的文化分析强调了文学艺术的集体性、社会性和交流性；他对现实主义历史地位的演变的阐述，坚持了以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据，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他在艺术和美学上坚持消除资本主义异化，达到个人与社会融合的进步理想，而且他善于借鉴、吸收当代文艺和美学新思潮（如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来充实、完善自己的理论，因而对后起的前沿性美学潮流（如文化批评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过，他用广义的“文化”

概念取代基础和上层建筑，取消决定论，实际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过分抬高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表明他对消除异化、改造现存资本主义的态度明显带有温和和改良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