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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空间理论的成熟和日常生活实践（第7页）

尽管德索托对普罗普将四百多个童话故事简化为某些“基本功能”

似有微词，但他认为普罗普对这些故事中各种“策略”

的分析在20世纪末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普罗普对这些故事的解读有助于帮助读者认识其中人物的战略或策略话语，因为蕴含在这些故事中的是关于日常实践形式的记录，它们往往将权利关系扭转过来，以确保不幸者在乌托邦空间的胜利。

乌托邦世界保护弱者，反抗业已建立的现实秩序。

从这一角度说，普罗普所研究的这些童话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未来可以利用的策略。

三是存在于这些故事本身内部的风格特征，如设计方法、头韵、辞藻的把玩等，同样也参与到策略的营造中来。

更进一步说，这些修辞性特征是策略的“活的博物馆”

，它们可以连同日常实践一起被定义为对某一体系的“内在操纵”

（imternalmanipulations）。

修辞上的精心营造是对普通语言体系的越轨和违反。

当语言的“科学性”

要求试图对其“适当性”

作出规划时，修辞上的“计谋”

则意在颠覆体系的规则，解放被压抑在文化记忆中的创造力，正如弗洛伊德试图解放梦境一样。

德索托“策略”

论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或许是他对城市行走行为的考察。

在“城市中的行走”

一节中，他首先描述了从位于纽约曼哈顿一百一十层高的世界贸易中心俯瞰街道的感觉。

在纪念碑似的摩天大楼的包围之下看行走在街道的芸芸众生，会油然而生一种人类渺小的感叹。

与意大利的罗马不同，纽约从未学会在把玩过去中寻求发展，它时时刻刻都在抛弃旧的、创造新的，并傲慢地挑战未来。

在混凝土、钢筋和玻璃组成的舞台上，纽约所演出的是一幕以过度花费和生产为主题的荒诞剧。

但是，德索托并不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包围下的普通人就会因此失去了主体的意义和抗争的空间：

城市的普通实践者生活在（摩天楼的）下面，生活在可见性开始的门槛。

他们的行走是城市经验的最基本形式。

他们是行走者……他们的身体跟随着城市“文本”

的肌理，在其中书写但却无法阅读之。

这些实践者时刻在利用不可见的空间；他们对这些空间的知晓正如手拉手的恋人一般茫然……好像他们组成一个喧闹城市的实践以其茫然性为特征。

他们移动并相互交织的写作网络创造出一个多方面的故事。

这一由轨道的散碎成分与空间的改变构成的故事没有作者，没有观众……[23]

要理解“渺小人类”

对城市文本的书写和解构，首先必须从传统城市概念中跳出来，转而以“都市实践”

替代之。

关于城市的话语一直倾向于将其视为某种整体性的存在，有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战略来说甚至以神话般的里程碑面貌出现。

但这种视城市为铁板一块的观念正受到来自以下层面的挑战，即城市生活越来越促生都市工程原来意欲排斥的因素。

尽管权利语言自身亦在不断都市化，城市内部却充满各种矛盾运动。

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并在监视权利之外组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