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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媒体话语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和心理分析的再阐释（第3页）

还可以看出，每天出现在眼前的“电视图像流”

并非想象的那样清白无瑕，同样是在人为制码的过程中带上了意识形态爬梳整理的痕迹。

任何社会或文化都有一幅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文化、政治图景，经由包括媒体话语在内的各种机制的强化，形成某种统治性的文化秩序，生产与这一秩序相符的占统治地位的意义。

在其支配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同意义群，有的被同化吸收，有的则在“无意义”

的幌子下遭放逐。

为了彻底颠覆媒体话语的制码机制，霍尔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解码过程的三种假设。

第一是所谓“统治—霸权”

的立场，即观众在解码过程中完全按照制码的意义结构进行解读，意义结构二与意义结构一完全重合，从而把自己完全置于霸权话语的控制之下。

这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最乐于见到的解读。

第二是所谓“协谈”

（ion）的立场，即解码过程既包含认同又不乏对抗的因素。

它承认霸权话语的一定合法性，但又企图在有限的层次上生产自己的话语规则，与统治、霸权秩序呈“协谈”

状态。

大多数所谓的“误解”

均出自于以霸权面目出现的制码一方与以“协谈”

姿态登台的解码一方之间的矛盾和裂痕。

作为一名左派文化评论家，霍尔显然钟情于第三种解码方式，即在充分理解制码意义结构的基础上，对统治或霸权话语进行全盘性的颠覆性诠释：

这一情形发生在观众面对关于限制工时、薪水的讨论时，将每一次所谓“国家利益”

的呼吁“解读”

成“阶级利益”

。

他或她正在我们必须称为反抗的规则下运作。

最具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之一……在于对那些一般被“协谈”

方式解码的事件赋予反抗性的解读。

在这里，“意义的政治”

——话语中的斗争——参与进来了。

[27]

在霍尔《制码解码》以及颠覆性解读霸权话语的理论影响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逐渐倾向于考察媒体接受者，同时从“反抗”

霸权的角度为次文化正名。

通俗音乐、流行服装及其他次文化形式成了向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秩序“挑战”

或“协谈”

的象征，而媒体解码中的误读则成了反抗霸权话语的策略。

1980年，继研究英国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同名著作出版之后，伯明翰学派后期中心人物之一大卫·莫莱（DavidMoley）又撰写了第二部关于《举国上下》节目的论著《举国上下的观众》。

与第一部不同的是，该书将关注的焦点从电视文本转移到本文的观众身上，考察观众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从中发现反抗霸权话语的可能性。

莫莱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将一定数量的来自不同种族、阶级、文化背景的人编成若干小组，然后让他们观看预先录制的《举国上下》节目，进而展开有针对性的问卷或采访调查。

上述方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将观众从日常看电视的具体环境中抽取出来，为了文化研究的目的硬性把观众编成不同的小组，从而偏离了活生生的日常电视消费行为。

为解决这一矛盾，伯明翰学派将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文化考察”

（ethnography）方法引入了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