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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凡蒂莫的后现代性美学理论（第11页）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也把对艺术的震惊体验看作与死亡相关，当然不是本雅明所说的被汽车撞倒的危险，而是死亡本身作为存在组成部分的可能性。

那么，海德格尔的“撞击”

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本雅明的“震惊”

概念相联系呢？海德格尔似乎把艺术作品的“撞击”

与艺术作品使真理产生作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一个新的本质论时代的开创联系在一起。

而本雅明的“震惊”

却是某种更为简单的东西，例如快速联系的投影图像，这些图像对观众的要求与对大城市中交通繁忙时的司机的要求类似。

但是，正如凡蒂莫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概念至少有一个一致之处，即两者都坚持“非定位性”

（disorientation）。

也就是说，美学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疏离的体验，而这种疏离体验随后又要求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但最后的目的并不是达到一种恢复的状态，相反，美学体验就是要保持这种“非定位性”

。

在阅读诗歌时，海德格尔进一步从“拆毁”

的角度论述了“非定位性”

，他关心的不是赋予诗歌开创并建立的世界一个肯定的定义，而是要追究“拆毁”

的意义，因为“拆毁”

本身也是诗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建立和拆毁是构成艺术作品意义的两个特征，即创建世界和阐释世界。

“对于本雅明和海德格尔而言，‘非定位性’或不辨方向的状态，是基本性的，而不是临时性的，与20世纪美学理论中传统的观点相比较，这是全新的美学观点……（因为以往的）美学体验似乎总是从安全、‘定位’、‘再定位’的角度来描述的”

。

[122]

凡蒂莫最后提醒我们，“与批判社会学长期以来所相信的正好相反，标准化、一致性、对舆论的控制，以及极权主义的错误并不是普遍化交流、大众媒体和复制时代到来的唯一可能的后果，因为还存在着其他的后果。

媒体的出现，提高了体验的变化无常和肤浅性……这并不是一个由权力控制其外表的社会，而是现实把自身表现得更为柔和、更为流动的社会，而是体验可以再一次获得摆动、取消定位的社会”

。

[126]总之，震惊—撞击是美学体验在后现代性中展现自身的方式。

在现代性终结的时刻，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就像在被现代文明剧烈改变了的自然界一样，“沙漠”

正在急剧扩大，而凡蒂莫所关注的知识能否对付当今技术文明的异化条件，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凡蒂莫从肯定虚无主义的价值入手，系统地思考了伴随着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的到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后历史”

和“世俗化”

使我们的历史境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艺术的衰弱和死亡，则使我们从中体验到了真理和存在本身。

可以说，凡蒂莫思想最精彩之处在于，通过将美学与历史的连接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后现代性的独特线索，正是历史性的美学修辞模式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从而拒斥了现代西方把历史看作一种积累发展的过程或不断进步的观点。

在凡蒂莫看来，信仰进步意味着信仰新事物的价值，因为新事物与不是新事物的东西相比，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这其实是基督教历史观世俗化的结果，而当历史被完全世俗化时，历史的目的论运动的终点就不再是任何一种“天堂”

，而是新事物本身，或者说永恒的进步本身。

凡蒂莫所倡导的后现代性哲学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试图摧毁现代性详尽阐述和支持的“克服、发展、革新的逻辑”

，因为不连续的历史性的美学模式显示了确实存在着其他可能的体验历史和时间的方式，而不必依赖现代性所提供的那些方式。

艺术在20世纪中曾集中深入地寻找过这种在时间和历史的过程中摆脱线性发展束缚的方式，这也就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为什么总把他们的作品聚焦在时间问题上的原因。

可以说，20世纪的艺术回应了海德格尔曾打算着手的后形而上学的工作，这种思想摆脱了与“克服”

的形而上学的联系，与容忍（自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127]，艺术作为体验真理的一个领域，不仅因此获得了存在的权利，而且比科学和技术都更远地超越了形而上学，朝着体验真理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