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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7页）

的对应性体验。

场所的缺席是导致知识分子自信心危机的一种因素，也就是说立法者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来发表权威性陈述的场所。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西方社会权力的外部限制的变化，但另一部分原因却是西方社会内部社会性权力的独立性的不断增长，以及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的、急切想要提供的和希望提供的服务的不断增加。

事实上，这种新的权力和控制技术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加盟，但是知识分子—立法者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这种新的社会需求，斯坦利·库恩（Stanley）曾对这种新权力作过充满智慧而又寓意深刻的描述：

奥威尔所描述的可怕的极权主义形象是那只践踏人脸的靴子，而我对于社会控制的观点则更为世俗、更令人宽心，那是无止境的案例会议、诊断和分配部门或判刑前的调查机构。

脸色严肃的博士们围坐在桌旁，每个人都在研究同样的由电脑打印出来的记录、心理档案、案例历史以及其他由文字处理器打印出来的整洁的文档。

气氛非常平静，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没有任何对个人处理方法的批判、任何经验性研究、任何落后于时代的人所作的裁决，可以使工作进程缓慢下来。

反之亦然，结果越是否定性的，整个取舍程序也就变得越狂躁，越雕琢和越怪诞，随之而来就有更多的心理测试，更多的调查单位，更多的判刑前的报告，更多的判刑后的分配中心，更多的合同单据，更多的案例总结，更多的预测手段。

[166]

在这种新权力的运作中起作用的是自我演进，自我永存，自我分裂，自主性的和自给自足的专家知识的机械主义，而立法者的传统角色所需的那种一般化的专门知识，在新权力的运作中完全无用武之地。

事实上，新权力促成的现实，也可以被看成是受过教育的专家们的官僚性位置的移动，它没收了知识分子—立法者一直看作是属于自己的那些功能和权利。

导致知识分子自信心危机的另一种因素是，一种适用于知识分子—立法者的希望正在消失，也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朝向他们所期盼的方向，即理性管理的、高度能产性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最终将产生普遍适用的社会组织模式。

相反，一种清醒的认识倒是在不断加剧：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内部产生的各种模式，没有一个可能回应知识分子—立法者实践所寄予的期望，也就是说社会世界不再可能向适合知识分子传统角色的方向发展了。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知识分子凭借历史性地积累的智慧和技巧足以胜任阐释者这一新的角色。

事实上，知识分子也是承担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

“与多元化的不可逆转、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的一体化不同的是，所有现存的世界观都牢牢地根植于它们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更确切地说，他们各自独立的权力的体制化之中），因而跨传统的交流就成了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急切需要文化传统之间的翻译专家。”

[167]正是这一问题将此类专家放到了当代生活所需要的专家们的核心位置，这种专门化的趋势体现了文明之间的对话艺术。

“这是对价值永久冲突的一种反应，而知识分子由于具有广泛的技巧，而对这种冲突作了最佳的准备。

与人们谈话而不是跟人打架；去理解人们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突变体来加以消灭；通过从其他地方自由地吸收经验来提高自己的传统，而不是把经验拒之门外，不让它们进入思想的流通；这些就是通过不断的讨论而构成的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所能教会人们去好好做的。

文明对话的艺术是这个多元化世界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168]

鲍曼认为在后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共同体”

（unity）已经取代了理性、普遍真理的地位而成为核心概念，因为正是在共同体（传统、生活模式）中，而不是在人类的普遍进步中，西方知识分子试图寻找他们职业角色的基础。

伯恩斯坦（Ristain）在《哲学的侧影》一书中，也认为正是在不同的“共同体”

之间，知识分子被召唤去承担阐释者的角色。

而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部，他们依然扮演着多种立法者的角色。

在共同体内部，哲学家有权力、有责任说清规则，而这些规则决定了谁是理性讨论会的参与者，谁不是；他们的角色是评价观点的正当和客观与否，为批判提供标准，而有了标准，批判肯定会是有约束力的。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他们仍可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而在自己的共同体以外他们则是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阐释者。

不过，决定“谁是理性的参与者”

的经历，完全不同于作为敌对阵营的发言人之间的谈判经历，这类谈判往往假定利益、目的、观点、相关事实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在这类谈判中很少有人会奢望拥有赋予真理以权威的能力，或拥有超越权力资源不对称性的逻辑一致性的能力。

这两种经历使知识分子角色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区分变得可行，使立法者和阐释者两种角色之间的区分变得可行。

鲍曼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普遍性优势所遭受到的侵蚀，揭示了这一传统的有效性与“生活形式”

的共同性或“意义的共同体”

之间，存在着原先看不见的联系。

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区分兼于一身的这两种角色？知识分子所处的共同体到底有多大？它包括谁？界限应该划在哪儿？

鲍曼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知识分子总是从他们自己的集体经历和特别的生活模式出发，去假设和描绘一个更好的、更文明的或更理性的蓝图。

“一个‘好的社会’，尽管在无数蓝图之间存在着各种具体的差异，但都拥有一个特征：即这样的社会非常适合知识分子角色的承担及知识分子生活模式的兴旺发展。

知识分子的世界是从政治上被划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