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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的得失（第3页）

而“定为实录”

。

第二，是轻信“讹言”

和“传闻”

，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

。

第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而后来穿鉴，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

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

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

“记近则回邪”

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

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

之批评原则的直接的发展，这里不再赘述。

刘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史通·采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

“损实”

之说而“善思”

于“异辞疑事”

。

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

中国古代史家是怎样认识历史事实的呢？

二、“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古代史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韩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这里说的“事实”

，都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还不是专指历史事实。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

这里说的“事”

，按其本意当指历史事实而言，但并未把“事”

与“实”

连用。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