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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法和史意（第6页）

，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

，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

，“其后史官则又甚矣”

，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

[19]。

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

，而司马迁“变史”

，“各因其人以著其事”

[20]，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

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

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

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

，显然是不足取的。

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

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这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

论，大致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

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做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

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对“史法”

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从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三、章学诚的“史意”

论及其史学批评

叶适评史，也讲史义或史意。

他说过：“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

[21]这是主张史家当立意高远，有补于世。

他还认为，“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

，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失本意矣”

[22]。

他批评司马迁“别立新意”

而成《史记》，是“书完而义鲜”

[23]。

显然，叶适论史意，也是得失两存，但失多得少，与章学诚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