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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人及天人之际（第4页）

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他告诫撰史者说：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

世之作者，其鉴之哉！

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

[14]

刘知幾的论点和忠告，在史学上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者柳宗元比刘知幾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而把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天人相分”

说，并进一步对“天”

做了物质的阐释，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天”

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否定了“天命”

史观。

他在《天说》一文中指出：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15]

这段议论，是针对“天”

有赏功、罚祸意志和能力的论点而发出的。

在柳宗元看来，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只有通过其自身去说明，祈望和呼唤“天”

来赏罚，给予人们以同情和爱护，那是再荒谬不过了。

柳宗元的《天说》引发了刘禹锡作《天论》三篇，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了。

刘禹锡认为：《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

，故“作《天论》以极其辩”

。

《天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把天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做了严格的区别和界定，认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第二，论证了“天之能”

是自然作用，“天”

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万物“生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