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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与断代（第5页）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

，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

，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

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

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

，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

，揭示历史的变化。

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

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

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

，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

“断绠”

、曲笔即“伤风败义”

等弊病。

郑樵对“会通之义”

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

他对班固“断代为史”

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

诚然，“会通”

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历史的“相因之义”

“古今之变”

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来”

，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

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