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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第3页）

的认识。

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十六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七十五卷。

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九十二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三卷。

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归结起来，其大意有三点。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

。

《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

；《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

。

二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

。

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

，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司马迁以其“才力雄俊”

而贯穿群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

反倒不清晰了。

他进而提出：

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

事臧则成，否则败。

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

此当谨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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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辟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都是可以采用的。

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

认为在揭示历史上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

，撰成《唐史记》。

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

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

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

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

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