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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识和探赜（第6页）

应当承认，在同样的问题上，章学诚虽没有像刘知幾那样做较多的具体评论，但他在理论和方法论的阐述上却超过了刘知幾。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提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的原则，以及上引《知难》篇中说的“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

是为真知的标准，都是史学批评中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

他举例说，对于《史记》《汉书》，详察徐广、裴骃、服虔、应劭诸家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

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

[11]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泛览所及，爱憎由己”

是史学批评之大忌。

刘勰论文学批评说，要达到能够具有全面分析批评的水平，一是“博观”

，二是做比较，三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

有了这三条，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12]。

这个道理，在基本原则上也是同史学批评相通的。

从史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陷入误区或走出误区，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作为批评家追求的目标，诚然是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即使是优秀的批评家，也只能做到不断接近这个目标。

章学诚在讲到史家撰述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13]他深知“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这个境界和目标是极难达到的，即历史撰述中是极难排除史家的主观作用的；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史家所必须追求的。

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亦应作如是观。

[1]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5页。

[3]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4]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5]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7]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8]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9]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知难》，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7页。

[1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