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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第2页）

，跟上文顾炎武说的“古人先我而有者”

，是同一个意思。

顾炎武的做法是“削之”

不载，章学诚的做法是“必著前人之说”

，反映了他们治学的严谨。

章学诚认为他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濛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

[4]。

他更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创新部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也是促进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促进史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

还是章学诚说得好：“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

[5]从总的方面看，批评，以及对批评的批评，应当以此为目的。

从单个方面说，则应做具体分析。

二、批评之批评的是非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并非直线发展。

虽说见仁见智，求同求异，各执己见，均无不可，但其中并不是不存在是非与正误的问题的。

宋文帝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

裴松之于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

，宋文帝览而善之，说：“此为不朽矣。”

[6]这是对《三国志注》最早的评论。

《三国志》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但记事简略，故宋文帝有此建议。

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是“近世之佳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所以他收集了一百多种“三国异同”

的撰述，为其作注，“以补其阙”

，“以备异闻”

，“以惩其妄”

，有时也“有所论辩”

[7]。

其注文字数几乎近于原书字数，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三国史事的认识，他因此受到了称赞。

但后人也有不同看法，刘知幾批评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后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注家，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

[8]。

这里，只有最末一句话肯定了“补阙”

的作用，而在总的评论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与此说相近者，有宋人叶适，他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

[9]。

他甚至认为称赞裴注是“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

。

于是，又产生出第三种看法，认为：“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要当会通裁定，以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