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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第4页）

行为。

可见，唐初史家对批评《魏书》的批评，已生分歧。

其后，刘知幾承袭“秽史”

说，指摘魏收《魏书》“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

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

。

又把“诸家子孙”

的“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改成了“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15]。

再其后，宋人刘敛、刘恕撰《〈魏书〉目录叙》，索性写成：魏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

，“众口沸腾，号为‘秽史’”

[16]。

《魏书》“秽史”

说经一再“升级”

，千百年中遂成“定论”

。

赵翼、章学诚均持此论。

[17]只是王鸣盛对《魏书》的“被谤独甚”

[18]颇致不平之意。

《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

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

‘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

[19]

至此，关于《魏书》的批评之批评，在古代史学上的聚讼，算是告一段落了。

考察这一桩史学公案的历史，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当“秽史”

说逐步“升级”

时，说者离开历史真相也就愈远。

第二，“秽史”

与“曲笔”

并不是含义完全相同的概念；“曲笔”

是与“直书”

的优良传统相悖的，历来受到正直史家的反对和纠正，但有“曲笔”

缺陷的史书不能简单地谥为“秽史”

。

赵翼曾指出《三国志》《宋书》《梁书》《陈书》也有曲笔、回护之处，批评得很激烈，但并未称它们为“秽史”

。

《魏书》有曲笔，同样是应当批评的，然李百药、刘知幾、刘攽、刘恕等对其脱离真相的批评，实不足取，李延寿对它的评论有偏高之嫌，但看法比较全面；王鸣盛认为它与南北朝诸史相比，“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

；《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亦未甚远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