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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第2页）

《北齐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李百药（565—648年）撰；

《周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4—644年）、崔仁师撰；

《隋书》五十五卷：纪五卷，传五十卷，魏徵（579—642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皆出于魏徵之手。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

至此，南北各朝及隋之统一的历史已粲然齐备。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亦称《隋书》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

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

《五代史志》包括十志三十卷，上接《南齐书》志和《魏书》志。

其中，《经籍志》在学术史、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在《五代史志》成书之前，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

他在《修晋书诏》中批评尚存的十八种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4]。

重修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以曾经“总知类会”

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为首，参与其事者凡二十一人。

贞观二十二年撰成，包含纪十卷、志二十卷、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述了两晋、十六国史事。

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新修《晋书》曾题为“御撰”

。

《晋书》的志有很高价值，郑樵评论说：“《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

[5]

《晋书》以载记体例记十六国历史，是其一大独创，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义。

《晋书》卷八十二为陈寿、司马彪等一批史家立传，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在《五代史志》成书后三年，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纪传八十卷、《北史》纪传一百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

李延寿的撰述工作，颇得力于史馆的条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以上是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

即“二十四史”

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

唐初所修八史都宣扬“天下一家”

的观念，这同隋唐的政治统一是相关联的。

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

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的面世。

二、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