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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嬗变（第5页）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个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20]。

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阐述这个认识：“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他还举《史记》《汉书》为例，具体说明他的这些认识，并进而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这也可以看作他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

章学诚论“史德”

与“心术”

，是对刘知幾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

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史通义》的《文德》《质性》《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都讲到才、学、识。

他明确提出“史德”

的重要性，并讲史家当慎于用心术来解释“史德”

，这是一个创见。

他认为，史家倘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那也“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

[21]了。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包含了史家主观应符合历史客观的理性光芒，这涉及史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章学诚提出了“史法”

和“史意”

两个理论范畴，认为这是刘知幾跟他不同的地方。

[22]他进而以此来总结前代史家，并指出《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23]

《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有关于通史的理论，[24]关于“知人论世”

的史学批评方法论，[25]关于历史著作表述的艺术性，[26]关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27]以及《校雠通义·原道》三篇，都贯穿了他的“别识心裁”

、自得之见。

《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著作：《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家。

在他之后，有阮元（1764—1849年）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有龚自珍（1792—1841年）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史论和政论。

他们是站在近代历史门槛上的两位史家。

四、清代官修史书的成就

有清一代，在官修史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修《明史》定稿，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

乾隆年间，陆续撰成《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和《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称续“三通”

和清“三通”

。

清代历朝都撰有实录，主要包括清太祖至清德宗十一朝实录，加上入关前所修《满洲实录》和清亡后所修《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统称《清实录》。

还有国史、方略、会典等，也是重要的官修史书。

[1]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法》《置相》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