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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1（第2页）

他这样写道：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

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

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

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

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

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3]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范晔对于史书中“论”

的重要性在认识上确已超过前人。

至于他在这方面的自我评价，后人看法不一，但以正面评价者居多，这里不来评论。

需要指出的是，范晔于《后汉书》卷末既已发“论”

，又饰以“赞”

语，实为多余，后人仿效，更是加重了它的负面影响。

对于议论的重视，不限于纪传体正史，其他各类史书也多有议论，只是名称有所不同罢了，如唐人刘知幾所概括的那样：“序”

“诠”

“评”

“议”

“撰”

“奏”

“某某曰”

“史臣曰”

等，都是“论赞”

之义。

而范晔《后汉书》“嗣论以赞，为黩弥甚”

，有悖著史应遵循“简要”

的原则。

刘知幾认为，论的作用有二：第一，是解释疑义“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

；第二，是补充史事“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

他不赞成史家在“论”

中发表评价性的意见，认为那样会造成“与夺乖宜，是非失中”

的结果，“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

[4]。

显然，刘知幾对“论”

的两种作用的肯定，当属于历史撰述中史家关于“论”

的技术性处理，这虽然反映了史家关于处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