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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第1页）

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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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

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

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一个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

，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

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做出具体的回答。

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

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

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

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50年代就变得沉寂了。

60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

开始，又沉寂下去了。

“**”

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

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

第二，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

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

无力了。

第三，人们在“熟读”

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

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

正是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

，推动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做出自己的说明。

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

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

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