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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野史1（第2页）

“杂”

与“野”

是有联系的。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

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7]，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

的范围了。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

元初史家马端临指：“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

[8]这里包含着对“野史”

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

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

的内涵亦愈来愈宽。

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9]，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

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

类。

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

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

类。

可见，宋元以来，“野史”

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

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10]，这是史家对“野史”

内涵第一次做出明确的界定。

今人谢国祯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

[11]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份裁定，均不无道理。

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

首先，“别史”

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

《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

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

，“包罗既广，六体兼存”

，据此笼统地把“别史”

纳入“野史”

范围，似有未妥。

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

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

其次，“野史笔记”